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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sdt不用实名买入卖出(www.caibao.it):原创 收复台湾第一人——宣城沈有容传(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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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题目:收复台湾第一人——宣城沈有容传(二)

董振宇

制作:童达清:

五、取 往 朝 鲜

万历十九年(1591)二月,沈有容调往保定镇,提升源图钦总,守卫浮图峪。在此任上,沈有容上书纵论边政,“遂条革八弊,与时枘凿”。提建议本是一件好事,但在明朝做为一员武将去提建议,那便有些差别。

也许是鉴于唐朝藩镇割据,明朝自宣德以后,重文轻武趋势十分显著。文官自视甚高,以为武将在战阵中凭的不外是血气之勇,只要听从派遣即可。武将上书言兵事,无疑是对文官团体权力的挑战。譬如昔时俞大猷守御金门之时,曾上书监司论用兵二弊二便。监司得书后竟然发怒说:“若武人何以书为!”杖责俞大猷,并夺其职。

这次沈有容上书还算幸运,似乎只得了上司的一顿斥责,但他已以为有些泄气,于八月份托疾乞归。但保定巡抚宋仕对此置之度外,守候一年也没有效果。厥后,沈有容拆了破旧的公房二百余间来盖公馆,被一个与他有隙的同事揭发,才得以解甲归田。不外,在他守候交接之时,狂风暴雨却突然从东方岛国吹来。

万历二十年(1592)四月十三日,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因平定岛内战国浊世局势,野心极端膨胀,悍然发兵侵略朝鲜,妄图征服琉球、吕宋、朝鲜、明与印度,独霸东亚。早在日本天正五年(1577),丰臣秀吉奉织田信长之命征讨日本中国区域的毛利氏时就这样说过:“蓄粮仗,造舟舰,济海入朝鲜……席卷明国,合三国为一,是臣之宿志也。”当他完成日本内部的统一之后,果真将眼光瞄向了朝鲜。在和平臣服朝鲜失败之后,丰臣秀吉在准备充份的条件下,下令小西行长,加藤清正等率十五万雄师最先进攻朝鲜。

这时朝鲜的李朝已承平了近两百年,在十五世纪末更是陷入了党争:先是士林派与勋旧派,再有东人党与西人党,导致王朝政治腐败,国困民穷。当日军杀来之时,朝堂集会之上竟然“或有坐睡低头者,或有袖手冷笑者,或有哄然辨争者,或有攒眉饮泣颠倒失常者,凡事有同群儿,争辨闲谈,国是可知。”那时的军队更是缺乏训练,素质低下,甚至士卒射箭“矢至数十步辄堕,不能伤贼。”这样的军队如何能抵住日本在内战之中磨炼出来的虎狼之师?自然一触即溃,败退千里,半月之内,王京汉城陷落;又过了一个半月,平壤也被占领。

日军侵入朝鲜之后,朝鲜立刻向明朝请求援助。但明廷以为日本不外弹丸鼠国,能有多大能耐?只命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支,应援朝鲜。七月十七日,明军三千人进攻平壤,与装备了铁炮(日式火绳枪)的日军睁开巷战,大北,只剩下祖承训率残部退回海内。

明军初战失利,日军加倍疯狂,朝鲜“八道几尽没,旦暮且渡鸭绿(江)”,大明边关岌岌可危,正如厥后宋应昌指出的那样:“关白之图朝鲜,意着实中国”。战报传来,明廷十分震惊,方觉日本实乃强敌,不容小视,兵部制订了“直抵朝鲜,存属国,以固门庭”的目标,刻意派重兵应援朝鲜。

于是明廷于八月任命宋应昌为备倭总经略。宋应昌受命后,声称通常考究“一字阵法”,用兵一万,造车三百六十辆,火炮七万二千门,弓弩二万七千副,毡牌各二千面,弩箭数百万枝,火药铅子及轰雷、地雷、石子、神球、火龙、火枪等,要兵部先备齐,方肯出征。这种怯战的姿态显然是受初战失利的影响,御史郭实由是弹劾宋应昌担任经略一职欠妥,宋应昌大喜,马上因利乘便,要求告退。神宗震怒,狠狠申饬了宋应昌一番,他才不得不出征。

宋应昌原来听过沈有容曾以二十九骑破敌三千的威名,于是向宋仕要来沈有容,令他“补本部院中军”取往朝鲜。宋应昌虽然找了沈有容来护卫自己,但他依旧不放心,还找了一个自谓可“驱使神兵”的术士张元阳。实在这也没什么,临时不说秦皇汉武,就是本朝嘉靖天子不也是其中翘楚吗?可是沈有容见到经略云云沉溺于方术,却深不以为然,常窃笑之。宋应昌因此对他逐渐冷淡了起来,沈有容觉察了这个转变,便识趣的告病归田了。

虽然杀倭立功的机遇没有了,但接下来的三年中,沈有容在家中“旦夕菽水,承欢膝下”,为怙恃尽了人子的孝道。

六、征 日 计 划

万历二十四年(1596),因丰臣秀吉不满意明廷“许封不许贡”致使日本无利可图的条件,明日和谈破碎。第二年的二月二十二日,日军再度进攻朝鲜。朝鲜军依旧是一触即溃,几月之内,东莱、晋州、梁山,甚至闲山岛、南原等军事重镇相继失陷,到了九月,日军又已兵临汉江。

闲山岛失守之后,不仅对朝鲜的袭击十分严重,中国的天津、登莱也是失去了屏障,于是大学士沈一向、赵志皋等上疏提议设立天津、登莱海防巡抚,沈一向在奏疏中建议“多调浙、直、闽、广惯战舟师,相度机宜,进剿釜山、闲山及对马岛,救援朝鲜……”,而且指出“今迤北捣巢,征虏为却,宜仿此意,行之于海以渐,灭倭必此一举”。厥后御史徐兆魁更是直接提出“捣巢之策”,兵部回复称:“关酋(丰臣秀吉)背道逆天,虐用其众,闻各岛愤怨已非一日,纠合出奇,诚因势利导之策也……是在各督抚同心秘计,随便酌行,如忠义可鼓,勿待正兵,事机可乘,勿待奏报,而一切假之廉价,毋以议论约束,致令掣肘”,获得了万历天子的首肯。

实在,由明军直接进攻日本本土而排除朝鲜之祸的“捣巢之策”提出甚早。早在万历十九年(1591),海宁致仕官员仇俊卿在听说日军准备侵朝就曾经建议督抚“请如汉横海楼船故事,以张国威”。朝鲜战争发作后,太仆寺少卿张文熙向兵部尚书石星提出了“集浙、直、福、粤濒海四省之兵,入海捣日本之巢”的奇策,但“旋为言路所驳”。厥后福建巡抚许孚远的“备倭三计”其三也提出“特发内帑百万,分助诸省打造战舰二千余只、选练精兵二十万人;乘其空虚、出其不意,会师上游,直捣倭国。顺命者宥,逆命者诛……”,但由于此时明廷已经把重点放在媾和上,故也没能实行。

明廷为了贯彻这一次的“捣巢之策”,特别将广西总兵童元镇调到浙江主理此事,由于他“熟识岛情,往年曾与捣巢之议”。这一计谋还获得了福建巡抚金学曾的积极响应,但因军中缺少将才,金学曾最先着力搜求,沈有容就在其中。

沈有容欣然接受了约请,但等到了福州府衙,却发现“同聘者多老疾”,与他们共事,能有什么作为?当下也不多言,将礼金原封不动的退还太守车大任,自行离去。金学曾得闻后,立刻派了幕僚林守宇去追,在洪塘追到了正在等船的沈有容。沈有容见金学曾云云礼贤下士,便回到了福州,被授予海坛名色把总一职。

兵马未动,情报先行,沈有容接到的第一个义务即是潜入日本探察丰臣秀吉的情形,为此金学曾派给沈有容一个叫刘思的商人做助手,并从府库中拿出一千两白银,让他们扮成商人前往。沈有容却将钱财之事全交给了刘思打理,自己不取分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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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准备行动之时,却传来了丰臣秀吉已死的新闻。金学曾以为丰臣秀吉死后,日本又将陷入内乱,即刻上疏:“倘水陆交攻,歼此鲸鲵,或其时也。乞敕朝鲜经督诸臣再加侦实,相机进剿以彰天讨……”但此时日军己最先退却,而且明廷主要推行的照样“来则拒之,去则不追”的目标,以为将倭寇赶下海的目的已经到达,不宜再行远征。于是沈有容也就不用去日本探察,一千两的公款自然要送还,只是刘思竟已将大部分浪费,落了个抄家的下场。金学曾见沈有容对钱财绝不问鼎,对他越发重视。

七、徙 建 水 寨

沈有容在海坛待了一段时间后,金学曾把他调任浯铜游把总。浯铜军纪涣散,军官多吃空额,沈有容赴任后,“痛洗夙弊,鼓舞士卒”,提升了士卒的士气。正由于云云,在万历二十九年(1601),福建各个水寨巡逻兵船多有被倭寇抢掠的,只有沈有容一军在四月初七日生擒倭寇十八名,斩首十二级。

为了防止又有所仰面的倭患,兴泉道王在晋提议招募巡逻兵800人,商船24只分为二哨,令沈有容统帅其中之一。沈有容获得这股生力军后,马上出海巡逻,直到与广东接壤的地方。在五月十七日与一股倭寇相遇,“斩首三十二级,夺回南澳捕盗张京兵船一只”,立了大功。但漳南道俞士章忌惮沈有容的劳绩,陷害他说:沈有容为了报功,杀了这艘船上幸存的士卒充当倭寇。若是此罪坐实,那沈有容生怕就不仅是免职核办的问题了,幸亏金学曾明察,洗刷了沈有容的冤屈。但因此事的影响,沈有容前五年的劳绩都被抹消。

万历二十九年(1601)十二月,朱运昌调任福建巡抚,将沈有容升任浯屿钦依把总,明制“钦依把总与守备同体,事权颇重,非各营哨名色把总之比”,因其可廉价调遣沿海各卫所军队执行作战义务。此时,新上任的泉州知府程达熟察海域地形,感应浯屿水寨“辖地北至崇武,南至料罗。料罗稍近,其去崇武且三百里,缓急无以应;而厦门自有游兵,地亦割隶,不相摄也”,为此曾经亲自搭船在周边考察,见到倭寇“船突至郡桥之南”,叹道:“岂有丑虏卒来,如入无人之境,门户何在哉!”于是咨询有无合适的地方可以徙建水寨。沈有容履任浯屿之后,对四周地形已经了然于胸,建议“遍观四履之地,枕山带水,系泉郡咽喉,可以居中调剂、便于扼控者,无如晋邑之石湖澳”。程达将此建议与巡海道徐应奎、巡抚朱运昌商讨后,上报朝廷赞成,将徙建水寨的事交由沈有容一力承办。

晋江石湖的国民听说此事之后,却十分惊慌,他们以为“今欲建寨于此,恐将未必能缉、卒未必能听。又以营造之故,一畚一锸皆呼之民,一鸡一蔬皆取之民;间有悍卒为虐,当道亦置之不问,民有逃之他郊耳!”太守程达只好对国民说,徙镇此地的是沈有容,国民这才平静下来。由于他们早就听闻沈有容治军严整,所在禁奸缉盗,素有德于民,还曾为民请命,上书税监高采住手了征收运粮船的税费。

先是,明廷设市舶司于福建,遣内监高采主理,高采上任后,任命许多税役充当爪牙,指使他们巧取豪夺、横征暴敛,掠民财富无所不至,甚至宣布:沿海运送米粟的船只也必须交税。那时沈有容的驻地“其地上硗下卤,率不能田,即田不足食民三之一”,粮食大多是靠300多艘船只往浙江、广东贩运而来的,对这些船只征税,实是影响民生的一件大事。船商与国民知道沈有容是一位体恤下情的好官,于是相约向他请求辅助。沈有容得闻这些情形后,立刻上书高采,指出加征船税无异于断了国民生路,虽然我的职责是防止倭寇,本不应该插嘴朝廷的税收政策,但此举现实上即是逼良从倭,严重影响了沿海稳固。高采收到此书之后,只好下令住手向运米粟的船只征税。

沈有容受命之后,亲自卖力水寨的徙建义务,此项工程于万历三十年(1602)六月二十二日开工,到翌年二月二十日才完工。新建成的水寨内设有监司署、海防署、寨署、玄武祠和演武场,屹然成为泉州府郡的海上重镇。所需用度,全是用的卖掉旧水寨土地所得与沈有容往年立功获得的赏金,未费公众一分钱,也未曾烦扰国民。工程时代,沈有容发现此地“海上之沙浪淘风涌上于田亩者久岁,民有耕地,率为碛卤”,专程组织士卒为石湖沿海修了一段障沙护田的石筑长堤,也就是现在的“沈公堤”。

八、东 番 剿 倭

当沈有容全力举行浯屿水寨徙建工程之时,有7只倭船横行在浙、闽、粤三省沿海,沿海将士却“不闻以一矢相加遗”。万历三十年(1602)九月初二日,这股倭寇由浙江流窜到福建万安卫所,攻打城池,焚烧船只,抢掠了在草屿耕作的许多国民,而且在西寨停泊了十余日。沈有容获得新闻后,率水军在崇武卫所严阵以待,准备择机出击。倭寇听到风声,不敢再多停留,从乌邱出澎湖列岛,逃往东番(今台湾)。

这股倭寇到达东番后,在大员(今台南安平)建立了据点,“四出剽掠,饱所欲则还归巢穴,张乐举宴为欢”,搅扰的东南沿海区域“渔民不得安生乐业,报水者(渔人纳赂于贼名曰报水)苦于羁留,不报水者一筹莫展”,台湾先住民也深受其害,“不敢射雉捕鹿”、“灭迹销声避之”。

那时的福建水师“将怠卒玩,贪生畏死,故事循行”,对这股倭寇毫无办法,福建巡抚朱运昌对此十分忧心,叹息“安得俊杰,为我荡寇分忧者?”他自然想到了沈有容,派人给沈有容送去密札,令其廉价行事。

沈有容感谢朱运昌的知遇提携之恩,在获得朱运昌的密令之后,立刻最先黑暗“部署战舰、兵仗、糗粮”,而且派遣渔民郭延“直至东番,图其地里,乃知彭湖以东,上自魍港、下至加哩,往往有屿可泊”。此外,还严酷做了保密工作,“虽内而妻孥、外而知己左右,绝不知其有事东番也”。

沈有容原设计在除夕之夜前往突袭,但获得情报新闻,倭寇会在此之前外出抢掠,于是提前到腊月十一日发动进攻。由于时值严冬腊月多风时节,“非出海候,诸将及舵师皆有难色”,沈有容将朱运昌的密令下达,但为了防止特工密告,对外则宣称:“吾近往耳,聊以惧窃窃通我分地者”⑫,摆出了一副只是例行巡逻的姿态。

沈有容统战船24艘从金门料罗湾起航,在航行到澎湖四周时突然遇上了飓风,“巨浪滔天,众舰漂散,各不相顾”,沈有容的座船想要返航西屿头,但许久也没见到陆地,飓风却依旧不息“播荡一夜一日,勺水不得入口,舟几危者数矣”,船上的人都以为将要葬身鱼腹了。现实上,沈有容的座船早已被飓风吹得偏离了航线、飘过了澎湖。在天黑时分,终于看到了澎湖,由于天色已晚,沈有容不得不冒险停泊在阵势险要、船不得并行的丁屿门峡中。在这里期待了三天,仅集结了14艘飘散的战船。沈有容“度贼七艘,我舟倍之”,破之足矣,于是又再向东番前进。

从澎湖出发,又经由一日夜的航行,在十二月初八日与倭寇相遇,“将军率诸将士殊死战,无不一当百;贼大北,尽出辎重投之于海令我军拾,而姑少缓师。我军无一人取其秋毫,战益力,斩馘火攻,须臾而尽。”是役,“斩级十五,而投水焚溺无算,救回漳泉渔民三百余人”。由于彭湖以外有黑水沟之称的台湾海峡难以捞斩首级,有的士卒以为首功太少,竟然建议将救回的这三百余人杀了“伪充倭级”报功,被沈有容断然拒绝,但将“所得金、布、苏木、鹿麂皮、米、麻、苎、椒、乌鱼、温鱼之类,不下数百金”⑲的战利品所有分给了士卒。

在明军上岸大员修整的时刻,台湾先住民的一个酋长大弥勒听闻沈有容清剿了倭寇,“扶老携幼,竞以壶浆、生鹿来犒王师,咸以手加额,德我军之扫荡安辑之也”。随行的沈有容密友陈第,行使此机遇对大员四周举行实地考察,并向酋长详细了解了此地的风土人情,回到泉州后,整理成《东番记》一文。《东番记》全文一千四百余字,是现在发现有关早期台湾之最可靠详细纪录,史料价值弥足珍贵。

除夕之际,沈有容班师返回福建,然而守候他的却是“总府方索宝,而本将又复忌功”,要没有朱运昌帮他,生怕又不省得咎。直到八月份,才得以题叙,这时刻朱运昌却不幸去世了,沈有容十分伤心,七次具文乞归,但新任巡抚徐学聚坚持不允。明廷对东番剿倭此事也不甚重视,直到万历三十三年(1605)九月才“录闽省防汛官兵擒斩倭贼功次”,沈有容仅得了六两赏银与附簿纪录。但沈有容的功勋并没有被人遗忘,东番剿倭十年之后的万历四十年(1612),右给事中彭惟成在谈论日本岛津藩吞并琉球、东南倭患再起时说“沈有容在闽,能越海数日歼倭众于东番,东番自是敛戢,倭亦戒不敢掠至闽且十年,皆有容之力也”。

沈有容此次军事行动是福建官方在台湾区域的一次主要行动,随着沈有容东番剿倭与陈第《东番记》的刊行,福建与东番的关系日益亲切起来,厥后由于其战略地理位置十分主要,“闽抚院以其地为东瀛日本门户,常欲遣数百人屯田其间,以备守御”,保守派周婴对此挖苦说“沙场喜事之徒,爰有郡县彼土之议”,此设计的现实操作者是总右翼军赵秉鉴(若思),听说他甚至在台湾筑城,不外惋惜的是“后竟连兵作贼,外接东番逆酋为援,内纠漳泉叛民为党,建议袭取东番,实启兵端,以图叵测”,赵秉鉴被诛,其事遂寝,甚为遗憾。

(作者系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五里沟办事处工作人员、明史爱好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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